刘晶 | 政治视觉修辞的概念维度与阐释框架
提要：政治视觉修辞是指政治主体运用图像激发受众产生特定的修辞反应,从而实现某种政治诉求的传播活动,内涵是隐含的意识形态观念或特定的政治诉求,外延是指政治视觉修辞文本的构成形式。明确的政治意图、象征性的图像、面向特定的受众是政治视觉修辞的基本特征。政治视觉修辞的构成要素包括句子与词法、文字、正统语言与地方语言。政治视觉修辞的阐释框架可以借鉴生产者视角的费尔克拉夫的三维分析框架和传受交互视角的接受美学理论分析框架,将孤立的政治性和视觉性藉由修辞而得以统一。
关键词：政治视觉修辞;概念维度;阐释框架
在图像化的世界里,政治修辞的视觉转型引起了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在5G视频时代,传统的政治宣传面临极大的挑战,政治修辞日益转向视觉化(如可视化数据、视频直播、VR等),相关研究随之兴起。政治修辞与视觉修辞的关系源远流长。西方社会利用视觉修辞开展政治竞选和政治说服的传统由来已久,我国日益关注到视觉修辞在政治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由之前的零散使用逐渐上升为一种重在体系化、规模化运作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陆续发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等号召已经为中国政治传播的视觉修辞化拉开了序幕。当下政治传播中的修辞现象已经不再仅仅是诉诸于语言的政治修辞,也并非只关注图像的视觉修辞文本,而是呈现出政治性与视觉性的融合性修辞。政治修辞与视觉修辞如何打破由来已久的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状态,实现协同化的说服功能,亟需提出复合型的政治视觉修辞概念,建构政治视觉修辞的理论分析框架,才能更好地指导政治视觉修辞的表征实践。因此,寻找政治视觉修辞概念的合法性,阐明其理论维度成为关键问题。
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需要概念驱动的基础理论研究,爱因斯坦说,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概念更是理论形成的基础。本文创新性地提出政治视觉修辞的概念,将政治修辞与视觉修辞融合而成的经验现象上升为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界定其清晰的概念内涵,揭示其学术视域,促进其常态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地发展,进而指导政治视觉修辞的实践。由于政治视觉修辞是全新的学术概念,尽管目前已有大量相关的个案研究,然而对于政治视觉修辞的内涵与外延、基本特征、构成要素、功能和理论分析框架都处于理论研究的空白状态。本文为政治视觉修辞勾勒出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所具有的基本理论维度,这是未来政治视觉修辞研究发展微观理论和中观理论的根基。其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研究的起点,基本特征是对概念的质性廓清。构成要素的阐析是对概念意义的内在探究,理论分析框架则是对概念文本提供一般性的理论研究路径。
一、政治视觉修辞的内涵与外延
政治视觉修辞是指政治主体运用图像激发受众产生特定的修辞反应,从而实现某种政治诉求的传播活动。政治视觉修辞的内涵是政治视觉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观念或特定的政治诉求,外延是指政治视觉修辞文本的构成形式,例如图像设计、影像、光线、色调等视觉元素。政治视觉修辞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视觉修辞作为人工产品,是政府、机构、社会团体或个人使用视觉符号围绕政治议题、表达政治观点的传播行为;二是一种学者应用的视角,侧重于研究政治视觉修辞符号的运作过程。在第一种意义上,政治视觉修辞作为一种政治传播的工具,是修辞者使用视觉符号进行具有政治目的的交流时生产的实物图像。作为人工制品的政治视觉修辞可以被广泛地概念化为二维和三维图像,如绘画、建筑、广告、电视和网络新闻宣传、文创产品等。基于审美和政治实用主义的图像共同构成了政治视觉修辞,例如政治广告、国家形象宣传片、主旋律电影等。在第二种意义上,研究者关注政治视觉修辞文本如何通过外延来表现内涵的过程。按照罗兰·巴特对图像符号的分层理论,政治视觉修辞的文本作为图像符号可分为:语言学讯息、外延讯息(或直接意指)和内涵讯息(或含蓄意指)。其中,语言学讯息是指政治图像中的文字,例如政治漫画中的气泡文字;政治视频中的字幕和旁白。外延讯息是指政治图像中的知觉形象层,基于相似性原则的模仿或再现,例如政治漫画、新闻照片或政治视频中描绘或拍摄的人或者事物,观者只需要具备基本的常识就能加以识别。外延讯息作为第一义的权威,基于真实、客观与法则,凭借句子形式,使之呈现出“简朴、如实、原初之物的状貌,亦即真实之物的状貌”。因此,揭示意识形态,就必须探究形成内涵讯息之所指或能指的外延讯息。外延讯息往往遵循有规则的字句,近乎自然的句法以及语言结构,使内涵讯息的所指或能指自然化。因此,外延讯息是内涵讯息的起点,也是内涵信息的终点。
在外延层面,正如巴特所言,照片与图像有所不同。真实的影像,如照片或者真人参演的视频由于自然化的特征,更接近于“记录”而不是“转换”。摄影是对现实的选择,也会让现实产生偏移。伯克认为照片的“真实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唤起了现实的存在。照片已经成为事实本身的一个替代品——一个更简单、更持久、更清晰可见的明显事实的版本。由于照片与其所指对象之间存在直接和隐含的关系,罗兰·巴特称之为摄影的“模式化”特征,因此摄影可以成为真实体验的有力替代品。但是,照片是对现实的表征,必须警惕这些形象对于现实的篡改。著名的例子是向法国国旗敬礼的黑人士兵的照片,图像的内涵意义是为法兰西帝国讴歌,传递了种族平等的神话,通过消耗图像的外延真实,掩饰意识形态内涵的实质。体现真实人物和景观的政治视频也具备和照片相似的内涵运作机制,体现了外延与内涵的不可分割性。
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政治视觉修辞文本,通过外延的视觉性来传递内涵的政治性的方法主要有五种:构图的操纵、景观的道德化、明亮和黑暗的符号隐喻、诗性的转移和制造决定性的时刻。
一是构图的操纵。摄影除了过滤作用之外,构图是最大的操纵因素。构图就是从更大的视野内包围选定的视图。构图意味着在照片的边界内什么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例如BarackObama.com 网站上的照片中,有一些是奥巴马和另一个人群中孤立的人物组合。在这里,视野受到严格限制,以便将观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人之间的互动上。随着顶部、底部、左侧和右侧的空间被彻底裁剪出来,真实场景的大背景就不再强调了。人们只能从中间地带的两名士兵的模糊图像和右边一名士兵的左肩了解到原场景应该有更大的空间。在照片的中心,奥巴马的左臂伸展在士兵的右肩上。他们注视的目光加强了这种身体的统一。通过压缩空间,让观者集中精力在这两个人身上,奥巴马和士兵之间的身心关系被放大。于是,一个看似随机的事件被孤立起来,并构筑了这个场景。观者被置于与主体接近的位置,并与主体保持一致,因此与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伯克所说的“终端屏幕”引导人们的视线,并限定了他们的观察范围。奥巴马对于普通士兵的“日常关心和互动”被常态化地建构在照片中。
二是景观的道德化。在政治主题的照片或视频中,自然现象的复兴力量与政治和社会复兴有关,艺术学者把这种象征性的景观称之为“景观道德化”。在奥巴马竞选网站“The Obamas”(奥巴马一家)专辑中,有巴拉克和米歇尔在一群围观者面前的照片。这些照片是以低速快门拍摄的,因此尽管奥巴马夫妇大部分都处于焦点之中,但夫妻俩周围和背后的物体和空间却模糊不清。奥巴马竞选时期的口号是“Change”。照片通过对背景的虚焦和对奥巴马夫妇的聚焦暗示着第一家庭是变革的推动者。另一张照片业象征了奥巴马是变革的力量,将暴雨和彩虹作为变革和希望的隐喻。
三是明亮和黑暗的符号隐喻。明亮和黑暗的符号隐喻代表光明与困境,通常与景观的道德观相联系。在这张照片中,特朗普在画面的右方,整个背景处于黑暗之中,光线从右上方柔和地投射到他的头部和上半身,特朗普微笑着手指前方。画面的风格令人联想到巴洛克风格主义者维米尔(Vermeer)和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绘画联系起来,他们在平常和非凡的环境中用光来表明神的存在或者提出神圣的启示。特朗普的姿势更令人想到了上帝在拣选他的信徒,代表了某种笃定的方向和美好未来的象征。
四是诗性的转移。隐喻将雄辩术的政治世界(即寻找论证)和悲剧的诗歌世界(模仿艺术)合二为一。隐喻包含某种历史记忆,但又“重新描述”现实。在视频《“一带一路”大道之行》(President Xi Jinping- Why I proposed the Belt and Road)中,开篇出现大量经过电脑特技处理的古丝绸之路的图像、敦煌的壁画与精美的瓷器以及大漠上满载货物远行的骆驼队,配上若隐若现的驼铃声和丝竹之乐,人们对于古丝绸之路的浪漫与繁荣的印象可以成功地嫁接到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性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等不利的意识形态因素被诗意地消解了,对于合作共享商贸历史的美妙回忆,预示着人们“一带一路”倡议会延续和发扬先人的荣耀,轴心时代的精神气质净化了人们的情感。
五是制造决定性的时刻。图像中的观点和视角,以及文本中的人,促进了观看者/读者和对象之间的物理和/或心理距离的接近,图像中的时间感知和文本中对于kairos(契机,一个决定或行动的好时机)的强调诱发观者意识到,这是特定的富有历史性意义的关键时刻。照片提升“决定性时刻”的能力唤起时间在修辞过程中的重要性。kairotic 时刻是修辞行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话语能够发挥最大作用或影响最大的时刻。习近平主席亲自配音的《一带一路大道之行》中,绚丽色彩的古丝绸之路与黑白影调的现代战争冲突形成鲜明对比,该视频运用大量新闻照片用以增加真实性,如大量战争照片的黑白特写照片让观者直面当下世界的动荡不安,视频中系列灰暗冷色调的战争、贫穷与饥寒交迫等镜头随着击鼓般的紧张配乐以组合式的蒙太奇闪现在观者面前。马歇尔·麦克卢汉说过,黑白图像是一种比色彩斑斓的图像“更加冷静”的交流方式。近距离、高频度的灾难影像让观者本能地产生厌恶、恐惧和不安的情感,自觉地陷入“共情”式思维:“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紧接着引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光影和色彩的对比,“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一种能够改变局面,塑造新秩序的力量。
外延讯息都是以看似“无修饰”、纯天然的自然性真理,传递着各种各样预设的意识形态内涵,照片和新闻影像以自然性遮蔽人工的编码。政治视觉修辞符号的内涵和外延虽然在理论上予以分层,但是在运作过程中是整体化的,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分隔,任何抽象思维都是以形象思维作为前提展开的一体化思维。
二、政治视觉修辞的基本特征
作为能够传达政治意图并且可以作为政治修辞来研究的政治视觉符号,必须要具备三个特征:出于明确的政治意图;图像具有象征性;为了与特定的受众进行交流。
(一)明确的政治意图
政治视觉修辞不同于政治修辞,不是单方的政治宣言或政治论辩,而是基于现实和想象的召唤,适合于表现具体而形象的议题。相较于精英主义的文字,自然化的视觉更具有天然的民主性。在中国的政治视觉修辞中,“一带一路”倡议便成为了贯通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最佳载体,既关乎遥远的古丝绸之路的浪漫与繁荣的文化想象,更涉及到全球经贸合作未来的切实利益,可以作为当下中国文化性政治概念输出的典范。
政治视觉修辞是对现实政治世界的浓缩和强化,而不仅仅是替代。政治视觉修辞的文化政治性体现在议题的选择和风格的形成。美国的政治视觉修辞呈现出“一切皆政治”的泛化:从白宫到迪士尼,从麦当劳到好莱坞,“美式”文化风格成为最大的政治。“风格不是别的,正是人根据自己所发现的价值重新创造世界的方式”。我国的文化政治概念已经初具规模,然而在政治视觉修辞的风格表现上,还是以西方作为镜像,尚未形成鲜明的中国风格。政治视觉修辞作为整体化的意义输出,承载着内涵的外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外延与内涵的失调会严重影响观者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整体认知。因此,创新中国政治视觉修辞的风格是当务之急。
(二)象征性的图像
构图、色彩和光影是政治视觉修辞表达象征意义的方法。构图即影像的空间组织,在静态的影像中,一个专业的观者会自发地思考各个容积(volume)之间的排列关系、相连的向量、受到孤立的容积,走向如何以及节奏产生的效果等等。透视法则给予观者特定的观看位置,例如当影像的透视法把观者放在俯瞰的位置时,观者就被赋予某种操控主题物的权力。米克·巴尔提示人们从影像中的视线和凝视中挖掘影像俘获观者视线的运作方式。镜头的距离也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例如持续的特写会产生强烈的紧迫感。光线能塑造空间感,对色彩施加影像,对于制造影像的情绪或氛围很重要。在Halliday(1968)的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关系功能和文本功能)说中,色彩被认为是元功能之元功能。颜色显然可以用来表示特定的人、地点和事物,以及人、地点的类别以及一般的观念。例如,旗帜的颜色表示特定的民族国家,企业越来越多地使用特定的颜色或表示其独特身份的配色方案。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贡布里希更是直言:形式或色调是感觉的相似物,因此,将会传达出特定的情感经验。也正是因为颜色的自然化,图像的象征内涵才得以暗度陈仓。
历史或典故中约定俗称的人或物也会作为象征符号被运用在政治视觉修辞中。例如在2011年“占领华尔街”的胡椒喷雾事件中,摄影记者路易斯·玛卡比塔斯拍摄的一张照片,警察约翰·派克用胡椒喷雾喷射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群抗议者身上,被网民们制作成大量的模因作品。最初,派克用喷洒胡椒喷雾抗议者的形象被创作者用Photoshop替换到名画《独立宣言》的背景中,作为美国根基的象征符号敦促受众质疑权威在其中的反面作用,将观者引向胡椒喷雾事件背后更深层的政治问题,即对于人权和自由这些美国立国之本的践踏。
在政治视觉修辞中,图像符号并不是被动地将文字符号原封不动地转译为肖像符号,而是通过不同的搭配组合,创意化地体现种种象征的可能。政治视觉修辞的魅力也正是在于图像的象征作用,通过自然化的面貌输送具有丰富蕴含的想象力。
(三)面向特定的受众
积极的受众观意味着政治视觉修辞的价值观是秉承“真实”的原则,这就要求在传播原则上从“内外有别”向“内外一体”转变。全球化造就崭新的、无边界的、整体而透明的信息流通范式,分割国内外两个舆论场的高墙正在坍塌,舆论市场两轨制很难再维系。由于我国国际传播中的政治视觉修辞的发布者以官媒为主,使得生产者作为创作者的个体身份的独特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给西方受众的印象可能是:作为国家宣传的机器和没有情感温度的政治文本,观者可能更倾向于在文本之外去解读意义。
加强受众交流性行为的首要关切,依然是关乎政治修辞的本质:关于公共议题的修辞,涉及普遍的价值、情感和渴望,以及“技术进步与制度容纳之间的相互纠缠”。价值是前提,公共利益是依据。正如“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传播中的成功,本质上不是修辞传播的原因,而是基于人类共同的价值和利益。其次,激发共情。在川流不息的心智经历中,要严格区别理性推理和非理性推理是困难的,但是人据以形成其政治见解的许多半无意识过程是非理性的。亚里士多德说,“感情使政治联盟成为可能”。因为人类的感情不仅为政治思想提供动机,而且还确定政治判断中必须使用的价值尺度。对于感情的强调并不是对于理智的忽视,正如柏拉图对于好的艺术家的比喻,只有理智与情感并用,才能打动观者的全部心灵,要求那些听他演奏的人的理智暂时沉浸在强化和净化了的感情中。最后,政治视觉修辞的理性体现在质询(inquiry)和传播的结合,即对于一个议题的全面反馈(可以理解为双面说服),编码者需要预设观者可能的各种政治冲动:好奇、怀疑、赞美或批评等。这也印证了霍夫兰的双面说服观的科学性。
三、政治视觉修辞的构成要素
政治视觉修辞的构成包括文字讯息和图像讯息。其中,图像讯息又涉及两个组成部分,呈现的元素和暗示的元素。呈现的元素主要表现为空间,它涉及图像的质量或大小;质料,构成图像的材料;形状,图像中的特征形式等。暗示的元素是观者可能从所呈现的元素中推断出来的概念、想法、主题和典故,例如,在巴洛克建筑物上发现的华丽金箔可能表明财富、特权和权力。对所呈现和暗示的元素的分析是理解图像的主要传播元素,由此发展图像可能对观者产生的意义。呈现元素和暗示元素可以理解为巴特的外延信息和内涵信息。而未讲述的信息甚至是留白部分恰恰是引发观者推测和思考的重要线索。尽管图像和文字的差异不胜枚举,但政治视觉修辞理论化的开端,需要沿用语义学的概念来分析图像的性质。认知心理学家一再证明:并不存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区别,人类的思维是整体化的运作。图像句子与词法、图像中的文字以及作为整体的图像语言风格是政治视觉修辞图像构成中的三大要素。
(一)政治视觉修辞的句子与词法
政治视觉修辞中的名词与各种神话、象征和意识形态相联系。这些神话、象征和意识形态都是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政治关系在视觉名词上的反映,表达具有价值倾向的意义,服务于政治主体论证其合法性的需要。例如,对于“中国”这个名词概念,视觉修辞的表现方式可以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多种多样(如熊猫、龙等多种形象),既能实现意识形态的名词美化也能反向操作进行丑化。
政治视觉修辞中的时间词出现显示出基本的岁月和时序的概念。视觉时间词因为图像和现代技术的成熟,使其更能展现时间一词本身的多维度。视觉时间词还可以摆脱刻度的、线性的时间概念。在政治视觉修辞中,“时间”作为客观的记录成为重要的政治谋略,按照政治的诉求穿插不同时间的影像,并进行连贯的并置,时间不再是被尊重的客观规律,而是可以任意压缩、前置和快进。技术编辑的无缝性符合了莫萨里斯所称的“语言叙述的逻辑”,因而,很难被受众发现其中人为的痕迹。
政治视觉修辞中的方位/处所词用来表示方位、处所和位置,在所有的影像中体现为用某种方式组织空间,其中有两个相关面向必须考虑:影像“中”的空间组织,以及影像空间组织给予特定观看位置的方式,影像提供的观看位置属于观看方式的一种。照片“内”元素的排列,建构出照片“外”特定的观看位置。例如,被描绘物和观者间的角度制造出特定效果,像正面角度就比斜角更为拉近观者和描绘物的关系。透视法中将观者置于仰视、平视或者俯视的视点,以及距离的远近都意味着谦卑、平等、操控以及疏远或亲密的权力关系。视觉方位词和处所词通过空间的组织暗示着或明显或暧昧的政治关系。
政治视觉修辞中的动词意味着图像中的向量或视线中蕴含的动力。政治视觉修辞中的动词在摄影照片和卡通漫画中的运用早已经常态化。照片或记录式视频报道中的动词,以看似“自然化”实则精心布局的视角,记录着政治人物或政治情境中的动感瞬间;而卡通漫画则运用相反的策略,它以夸张情感、简练的造型以及深刻又充满趣味的内涵,将政治动态的片段以“人工速写”的方式生动呈现,在自然化与戏剧化之间游刃有余,体现了视觉动词巨大的表现张力。2018年G7峰会上风靡世界的一张照片,德国总理默克尔处于画面中央,身体前倾,双手撑在桌上,身边围绕着英、法等其他国家首脑,体态和视线构成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咄咄逼人之势,用视觉动词把G7峰会不和谐的气氛呈现得淋漓尽致。政治关系中的抽象动词,比如跨越种族和民族间的友情、爱与恨、希望之类的概念,往往一言难尽,但是运用视觉动词来展现却应付裕如。
政治视觉修辞中的形容词是人类信息和情感表述的关键。视觉形容词不仅仅能直观表述,还可以表达富有符号隐喻的内容。例如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大获全胜,美媒讽刺奥巴马正式进入“跛脚鸭”时期。一则政治漫画中,美国共和党人正在玩“愤怒的小鸟”的电脑游戏。在他的操纵下,美国选民被描绘成了一只只愤怒的小鸟,带着对奥巴马的不满和选票,冲向写有中期选举的旗帜。音乐、颜色也是视觉形容词的重要体现,在政治场景中使用的音乐与颜色都具有社会象征意义,如在我国国庆阅兵庆典中播放歌曲《我爱你,中国》和布置红色的背景,象征中国共产党和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而在反华者眼中,这可能代表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与文字形容词的清晰所指不同,视觉形容词具有丰富的指向性,不同文化背景的观者都会因为主观美学经验和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对政治视觉修辞文本产生不同角度的解读,这也是视觉形容词的多产性魅力所在。
政治视觉词法的分类需要避免陷入孤立、静止和机械地对号入座。因为,各种词汇在视觉铺陈时是一种完整、游动的生命状态,很多时候它们是相互交织和彼此重叠的。为了便于展示视觉语言与文本语言的对应关系,才将其拆解成为最小的单位及其表述词汇。人是图像化的政治动物,政治视觉词法的嬗变跟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因此,需要以流动的视域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政治视觉词法的继承与发展。
(二)政治视觉修辞的文字
文字还可作为形象化的图像符号。语言文字是基于人类经验而创造的符号系统,很多词汇仍然具有形象性,如“绿油油”“硬邦邦”“向日葵”等描述颜色和感觉或形态特征的词汇。如今的语言文字的视觉修辞除了用感性、形象化的词语本身来呈现最佳的视觉效果之外,日益注重用艺术化的视觉设计方法修饰语言文字,使其直接以感性的图像形式暗示理性的内涵。例如,奥巴马2008年的竞选网站上的字体,选择的是与纽约世贸遗址的自由塔奠基石上用的同一款Gotham字体,这款字体充满活力又不失沉稳,让美国民众顺理成章地将美国历史与对奥巴马的认同达成一种巧妙的联系。在政治传播中,视觉修辞和语言修辞逐渐交融互文,在保持各自话语体系原有特点的基础上相互吸纳。
(三)政治视觉修辞的正统语言与地方语言
政治视觉修辞中的正统或曰权威语言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使用的政治视觉语言。它是以西方政治文明作为精神传统,并以西方艺术史的各类流派作为其形式依据而进行视觉文本的组合再创造。虽然政治视觉修辞的正统语言不同于文字语言受到显著的政治规训,也尚未有系统的规范机制,但是它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更成熟的故事脚本、更纷呈的表达形式和更广泛的外宣渠道——使得其他国家的政治视觉修辞要么湮没无声,要么沦为正统语言的影子。好莱坞风靡全球的类型电影模式便是极好的例子。政治视觉修辞的正统语言便成为通用语言,声称秉承了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收纳了最广泛的人类梦想。
政治视觉修辞的地方语言指的是政治传播主体立足于本国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形式而展开的富有在地特色的政治视觉传播活动。在正统语言的强势影响下,政治视觉修辞的地方语言只能作为偶尔的奇观效应,零星地点缀在正统语言的主旋律之中。如在《Let’s go Belt and Road(一带一路,世界合奏)》的对外微视频中,传播主体尽管使用了些许京剧的元素,然而整个视频的说唱风格和画面艺术形式,仍然是以西方流行艺术风格为基调的。正统语言对贬抑大众的表达模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众化的语言被冠以“俚语”和“胡言乱语”而被驱逐出了正统语言,并被胁迫认同正统语言。简言之,政治视觉修辞的地方语言是被忽视、误读、收编、同化的存在。
索绪尔认为普通语言与方言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界限,只要有自愿成为具有内在自主逻辑的语言或方言承载者的语言使用群体存在就可以。然而,布尔迪厄接着指出,外部和内部因素同样影响着一种语言的限制性,而且,在外部有一个将语言使用群体统一起来并引导他们接受、使用官方语言的政治过程。为了成功地把这种语言强化为官方语言,就有必要对其规范化,这一过程受到相应机制条件的支撑,以便该规范得到某特定政权统治范围内最大可能程度的认可和支持。非官方语言的审查——比如一种方言,并不受这种机构过程的控制,它的发展、演变受到自身独立逻辑的驱动。
四、政治视觉修辞的阐释框架
政治视觉修辞的政治说服目的决定了必须在社会实践的语境中探讨修辞语言的生产与传播。修辞效果的达成是基于观者与文本进行交流互动而产生的共谋意义。因此,政治视觉修辞的阐释框架可以借鉴生产者视角的费尔克拉夫的三维分析框架(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和传受交互视角的接受美学理论分析框架。费尔克拉夫是立足于从生产者的视角探讨语言和权力的关系,传受交互视角的接受美学理论则站在观者视角从视觉语言的特殊性出发探究图像文本的对话结构,二者可以互为补充:一方面,费尔克拉夫的三维分析框架中虽然涉及到图像,但并未赋予图像和文字一样的阐释地位;而接受美学理论为图像的逻辑化和结构化提供了有利的工具,弥补了费尔克拉夫文本分析环节中偏重语言文字分析的缺陷。另一方面,在传受交互视角的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意义的产生和构成是富有偶然性的,是由一个人对某个现象的经验解读和塑造的,这就否认或者说忽视了社会环境、文化习俗、规范和公约等对于意义编码和解码的巨大影响,而这部分缺憾正是费尔克拉夫所侧重的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层面所擅长的领域。
政治视觉修辞是基于视觉形式的政治价值传播,这决定了对于视觉政治修辞的分析,必须既考虑到视觉形式的特殊属性又得重视其传达的政治价值。该理论分析框架正是通过融合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框架和接受美学分析法,兼顾了表征形式与精神内涵的双重属性。如下图所示:
政治视觉修辞的理论分析模型包括三部分: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其中,文本分析是核心,分为语言学讯息和图像讯息,探讨文本“讲什么”和“怎么讲”的问题;话语实践侧重分析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探究文本“如何生产意义”的问题;社会实践则将话语实践置于社会、情景和制度中考察,研究文本“意义生产背后的深层原因”。
政治视觉修辞的文本分析涉及到语言学讯息和视觉图像,需要结合费尔克拉夫的(语言)文本分析和接受美学理论对视觉图像的分析来予以研究。文本分析环节关注句型与词汇的选择、文本连贯性以及文本结构如何将社会关系、社会身份和文化习俗等建构在一起。传受交互视角的接受美学理论可以为政治视觉修辞文本的视觉图像部分的理论化语篇分析提供路径,将图像分为描述性结构(descriptive structure),即图像内容,以及构成性结构(compositional structure),即图像形式。前者可以理解为是对图像所指物的文字描述(即“讲了什么”),后者则是通过图像的特殊语言,如镜头运动的方向、时间、角度和视域等方面进行画面呈现方式的描述(即“怎么讲”)。通过对两种结构的比较和综合,发现对观者而言政治视觉修辞的命题语法和语篇段落的框架,揭示图像语言如何表达传统叙事中的起承转合关系。
政治视觉修辞的话语实践分析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这些过程的性质根据社会因素在不同的话语类型之间发生着变化(即解释如何生产意义)。在生产和解释的社会认识方面,需要关注“力量”和“连贯性”的向度。政治视觉修辞文本的力量可以体现在发布命令、提出问题、制造威胁或者做出承诺等。政治视觉修辞的语言学讯息是否具有连贯性,主要考察构成文本的情节和句子如何富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由于政治视觉修辞的文本还涉及图像讯息,因此,这里的连贯性还包括图像和语言文字的相互作用效果。当一个文本以某种方式与作品中的某个文本连接在社会和文本矩阵的其他文本中时,就出现了文本的互文性。政治视觉修辞对于互文性的使用更加游刃有余,因为文字和图像都可以作为互文性的暗示,而且还可以连接修辞空间以外的文字和图像,形成系统的规模效应。基于此,政治视觉修辞的话语类型更加擅长借助话语秩序要素的新结构,来实现意识形态的自然化的功能,对政治视觉修辞的话语实践展开分析也是将接受美学的“微观分析”和费尔克拉夫的“宏观分析”相结合。
作为社会实践的政治视觉修辞话语分析被置于一种作为霸权的权力关系及其演化的视域。嵌入到话语实践中的意识形态获得自然化和常识地位时,产生的效果最佳(效果不同于正当性)。语词意义、预先假设、隐喻以及连贯性对于意识形态的构成最为重要。从根本上而言,是不同的社会、情景和制度导致政治视觉修辞文本的迥异,因此,社会实践的话语分析揭示的正是政治视觉修辞意义生产背后的深层动因。
政治视觉修辞的理论分析模型最外圈是编码者和解码者以及形成的最终意义。因为在政治视觉修辞的传播中,编码者和解码者并不直接产生人际交流,双方都是藉由视觉文本媒介产生互动。基于受众与生产者交互视角的接受美学理论,该模型认为政治视觉修辞最终的意义既不是生产者制造的,也不是解码者创造的,而是由解码者基于编码者生产的文本进行经验解读的产物,同时,解码者的解读受限于情景、制度和社会的规约。因此,最外圈的“意义”是通过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综合构成的。
尽管模型呈现出三个层次,但实际上政治视觉修辞是作为一种图文互涉的整体逻辑,这表现在其形式、内容、意义是一体化运作的,在分析时需要结合具体情景,不可被机械化地孤立看待。例如,文本分析中的“连贯性”和“互文性”,既囊括了文字图像,也囊括了图像文字;文字间的连贯与互文、图像间的连贯与互文、文字与图像间的连贯和互文、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间的区分并非如模型所示得如此泾渭分明,而是存在大量的复合重叠之处,需要研究者在分析时予以灵活对待。总之,该理论分析模型是为了对政治视觉修辞的运作机理进行理论化的揭示,并为政治视觉修辞文本提供一般性的分析框架。
结语
政治视觉修辞概念的提出将政治性与视觉性等而视之,结束政治修辞和视觉修辞二元分裂的状态,更全面客观地揭示人类在修辞传播中的行为,人的政治性和图像性才能藉由修辞行为实现内在统一。政治视觉修辞将古老的政治修辞与新兴的视觉修辞的创新性相结合,贯通了人文主义的三大人论命题“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修辞的动物”和“人是图像化存在的动物”,原本孤立的政治性和视觉性藉由修辞而得以统一,由此,人们才能真正理性地回应政治修辞的视觉化转向。这不仅标志政治修辞在形式上朝着图像化发展,更关乎视觉修辞如何富有创见地将政治修辞的价值进行可视化的生产,“使修辞为国家所用,保障人们幸福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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